作弊骗彩5806万 揭开深圳“彩世塔”倒下之谜
2004/06/09
“如果这个案子能及时曝光的话，西安宝马案可能就不会发生。”一位参与辩护的律师说。“这个案子”指的是，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彩世塔”）在承销彩票过程中作弊，摸回多达5806万元大奖奖金的案件。
该案早于2002年11月案发，直到2004年3月25日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“非法经营罪”作出一审判决：“彩世塔”公司董事长张世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剥夺政治权利4年，并处罚金2500万元；财务总监裴秀萍（张世鹏的妻子）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处罚金2000万元；其他8名涉案人员被判处11年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另有5名涉案人员被判单处罚金。彩世塔公司非法所得的4448.8万元（5806万元大奖奖金，扣除上缴税金1161.1万元和购买彩票的费用196万元后，剩下4448.8万元）予以没收。
这起案件在作弊方法上，和西安宝马案有不少相似之处，但是审理该案的扬州市相关部门以“案件涉及地区广，彩民多，影响社会稳定”为由，谨慎发布相关消息。据调查，从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“彩世塔”利用承销彩票之机，先后在广东、浙江、上海、重庆、甘肃、辽宁、江苏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。这起案件被称为迄今为止“国内案值最高、涉案人员最多、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”。
深圳初试
据调查，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期间，由“彩世塔”安排的并摸中50万元大奖的就有36人。仅这次，他们摸回的大奖奖金就高达1800万元
2001年12月1日到12月9日，深圳市举行的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活动，创造了国内即开型彩票发行的“神话”，计划发行1亿元彩票的文化周活动，在全国即开型彩票相当低迷的情况下，竟追加发行，最后实际发行1.9亿元，打破了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1.5亿元的全国记录。国家民政部因此发来贺电。
然而，刚刚过了一年，“神话”即破灭了。据“彩世塔”案发后交代：深圳福利彩票文化周就是他们第一次作弊。仅这次，他们摸回的大奖奖金就高达1800万元。
张馨元至今仍然记得2001年11月到深圳的感受。
那年11月底，又名张小妹的兰州人张馨元接到一个叫宫玲的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叫她去深圳摸奖，摸中一个大奖，给2万元报酬，摸不中，也提供来回的路费。张动心了，于是，约了刘玉莲同去。与此同时，宫玲还在兰州联系了曹蓉、朱卿霞等3人。
“吃过晚饭，宫玲叫我们跟她到了一个老头的房间。老头教我们怎么摸奖。”张馨元说。后来得知，这个老头名叫张秋海。
当时，在张秋海所住的宾馆的房间里，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用红布罩着的奖箱，透明的，上面小，下面大，里面是银灰色的奖球。
张秋海边示范边说，这个桌子底下藏有磁铁，奖箱中有100个奖球，但里面只有一个含有磁铁，而这个球，一般情况会被吸引到奖箱的右下角。要求大家在摸的时候，摸到那个有磁性的球。张馨元试了几次，但“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”。
曹蓉在试了之后也说，这个办法很难摸出大奖。后来，张世鹏来了，说需要多练。还说摸中了大奖，不能将钱带走。走时，张世鹏留下2万元钱供几个人支付吃住等费用。
后来，一个叫做张健的人带了妻子、岳母、表哥等10人来帮张世鹏摸奖，事先，他们同样接受张秋海的训练，结果，“我们每个人试试，都能将有磁性的奖球摸出来”。
就在张馨元等人来到深圳的当天晚上，张世鹏的司机饶胜洲将曹蓉、朱卿霞、陈飚、王红等4人带出去，拍照片，因为这些人都和张馨元一样，同是兰州人，容易引起怀疑，所以要做假身份证。
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，宫玲带领张馨元等人来到另外一家宾馆的门口，不久，一辆中巴车也停在这家宾馆门口，车上下来十几个人，都是四川口音。宫玲说，这些人同样是来摸奖的。
最后，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带领张馨元等人坐车又到了一个地方，住进一家招待所。然后，宫玲跟着那个男人一起走了。晚上，宫玲回来时带回6万元现金，并称用于明天买彩票。
事后证明，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行前夕，共有7路人马几乎同时从全国各地齐聚深圳，李新带来了几个四川人，王妍带来七八个西北人，宫玲带来四五个兰州人，饶胜洲从老家湖北孝感联系了几个人，张秋海联系侄子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裴秀萍的嫂子范玉杰联系弟弟范红岩从河北带来数人，张健带来妻子、岳母等10人。
张世鹏承认，李新、宫玲、张健、张秋海和饶胜洲都是他指使的。“具体联系是饶胜洲。摸奖所得进入裴秀萍的个人账户，用于彩票发行。”张世鹏在后来公安机关询问时说。
张世鹏还吩咐，具体作弊的事情由张秋海负责，“大奖不要摸得太多，心不要太黑，作弊得来的钱不要乱花”。
12月1日，深圳市福利彩票文化周如期举行。陈飚和朱卿霞买了一箱彩票回来（后来刮到了入围彩票但没摸中大奖）。
12月4日，饶胜洲带着张馨元到了一个彩票销售现场，并称等会儿一个女人会打电话过来。果然，不久一个女人给张打来电话，在核实张是“自己人”之后，她让张到现场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，给了张馨元一张入围彩票，并吩咐张记住她的手机号码，手机一响即可上台摸奖。
下午两点多钟，那个女人打来电话，张接了，对方称“快上台摸奖”。
于是张带着入围彩票上台，在她的前面有四五个排队摸奖的人，但最后都只摸中了小奖。轮到张时，她看到台上有6个摸奖箱，而“那个女人”站在2号球箱旁，手按在球箱的右上角，并对张使了使眼色。于是，张就摸了2号箱右上角的球，公证人员摘取挂在墙上对应的奖袋，拿出里面的中奖证明，宣布张中了一等奖50万元。“这时候那个女的也不知道到了哪里”。
后来，张馨元、陈飚、朱卿霞因为各中1个50万元，每人获得2万元报酬。
张健联系的10人，仅在2001年12月1日到2日的两天时间里，就有9人摸中了50万元大奖。每中1个50万元大奖，上缴10万元的税收后，剩下的40万元中，35万元给裴秀萍，张健留下5万元，这其中包括给摸中50万元大奖的人（除其妻子外）每人2万元。
据调查，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期间，由“彩世塔”安排的并摸中50万元大奖的就有36人。大奖频出，因此带动了现场的氛围，最终造就了一个彩票销售的“神话”。
操作流程
以赌博为生的张秋海研究出把磁铁粘在桌子底下，再封上一层木板，然后在一只奖球里粘上磁铁的办法；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奖袋上做记号
“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共设有10个彩票销售现场，每个销售现场有不同的负责人，裴秀萍负总责，联系各个点上应该摸的奖球号码，以及安排何人在何时上台摸奖等工作。”裴福盛的妻子范玉杰交代说。裴福盛是裴秀萍的哥哥，又是“彩世塔”的总经理。
直到彩票发行的前一天，裴秀萍才告诉范应该如何作弊。裴秀萍说，在奖球倒进奖箱时，主要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，而其中一个奖球含有磁铁，所以最好记住左下角的奖球号码，然后把做有记号的大奖的奖袋挂在对应的位置上。再把要摸的奖球号码告诉她，由她安排人去摸。
“因为在深圳发行成本很高，很可能会亏本。另外，我们公司在浙江的彩票业务资金亏空很大，于是想到把大奖摸回来，减少亏损。”张世鹏事后交代说。
于是，张世鹏找到了张秋海，并于2001年10月份邀请他到深圳。据称，此人以赌博为生，经常到西双版纳、缅甸赌钱。十年前，两人就已经结识了。
张秋海到了深圳之后，就住进宾馆，研究作弊的方法。一个月后，张研究出把磁铁粘在桌子底下，再封上一层木板，然后在一只奖球里粘上磁铁的办法。
“饶胜洲到增城一家乒乓球厂买了1200个乒乓球，并带回来2只半边乒乓球，我在宾馆里用502胶水在每半只乒乓球里粘上2块米粒大的磁铁，再由饶胜洲到增城的乒乓球厂加工成乒乓球。做好以后，我们就在宾馆里做试验。最后得出结论，在5cm左右的范围内，能够用大磁铁将乒乓球吸引过来。”张秋海交代说。
后来，张到增城订做12000只乒乓球，饶胜洲在其中的140个左右的乒乓球里粘上磁铁，然后又买回来大磁铁。张秋海、裴秀萍、饶胜洲、范玉杰四人将大磁铁粘在桌子下面，然后请木工在桌子下面钉上一块三合板。后来这些桌子全部被送往彩票销售现场。
此时，只是完成了整个作弊程序的一个环节，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奖袋上做记号。张秋海和裴秀萍两人事先在奖袋上做好记号，即用彩笔在奖袋上画了一笔，使得大奖袋的号码和装有磁铁的奖球号码对应。共做了150个奖袋，每一组奖袋里放一个有记号的奖袋。
后来，这些奖袋被运到封奖现场。封奖现场有深圳福彩中心的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，以及张世鹏、裴秀萍、张秋海、饶胜洲和范玉杰等人。封奖袋的工作是由这些人共同完成的，而“彩世塔”的人有的直接将特等奖装进有记号的奖袋里，有的有意识地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公证人员装特等奖，然后将特等奖的奖袋放在箱子的最上面，由公证人员贴上封条。
“深圳这次，我给了张秋海50万元。宫玲等联系人和摸中大奖的人一样对待，摸中一个大奖给一两万元的报酬。饶胜洲没有（奖金），但公司计划将来给他买房子，把他的户口搞过来（指迁到深圳）。他就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。”裴秀萍交代说。
作弊广州
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0月2日，在广州的3次福利彩票销售过程中，“彩世塔”均有作弊行为，共摸中大奖奖金1470万元
接下来就是广州。
第一次发行时间为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。
“在广州第一次发行彩票是直接摘奖袋（即不需要摸奖球）。受张秋海作弊手段的启发，我们只需要在奖袋上做记号就行了。具体操作是裴秀萍和饶胜洲。”张世鹏交代说。
此次发行设了8个销售场地。范玉杰负责海珠这个销售点，范的责任是记住了大奖袋所挂的位置，并告诉裴秀萍，然后由裴安排人摘奖。
张馨元交代，大概是2001年12月底，她和曹蓉再到广州，但这次不是摸奖，而是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挂奖袋。
“（裴秀萍）摸出两个看上去一样的奖袋给我看，奖袋上就是一个娃娃的头像。问我有什么不同，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。裴姐说，你仔细看看，娃娃耳朵上有个白点。我仔细一看，其中一个奖袋上的娃娃，耳朵上确实有一个白点。她说有白点的奖袋就是一等奖。让我明天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挂奖袋的时候，把它找出来挂好，然后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奖袋的位置。”张馨元说。
第二天早晨，张就到了销售现场。将近9点钟的时候，公证处的人员带着奖袋来了。张就和他们一起挂，挂的时候，张留心先前所做的记号，终于在第120号看见了。“我当时觉得120号容易被人摘走，就把它换到95号，然后告诉宫玲”。
在这次销售活动中，范红岩等人摸中大奖奖金520万元，每人获得1万元的报酬。
2002年4月4日到4月8日，“彩世塔”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再次合作发行彩票。3月26日左右，裴福盛、裴秀萍、饶胜洲和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，在广州福利彩票中心会议室里封奖袋，由于奖袋没来得及做记号就已经运到福彩中心的缘故，裴福盛等人只好将10个做了记号的奖袋带进去调换。“在封奖袋时，趁人不注意，放了进去”。
“装50万元大奖时，是公证处的人员装的，我和饶胜洲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了公证人员，就成功了。这次发行也是直接摘取奖袋。”裴福盛说。
据调查，“彩世塔”在广州先后协助发行过3次彩票，第一次计划发行1亿元，实际销售不到7千万。第二次计划发行3千万元，实际销售1千多万元。
第三次是2002年9月26日到10月2日，计划发行1亿元，实际销售约6千万元。
在广州的3次福利彩票销售过程中，“彩世塔”均有作弊行为，共摸中大奖奖金1470万元。
“四角定位法”
裴福盛想出在奖袋上做记号，并记住球箱4个角的奖球号码，以操纵大奖的办法。此后，“彩世塔”在各地的作弊行为均使用“四角定位法”
“彩世塔”在浙江绍兴承销体育彩票的时间，几乎和第一次在广州销售的时间相同。
绍兴与广州的不同之处是，广州是直接摘取奖袋，而绍兴则与深圳的相同，是二次入围。于是，裴福盛想出在奖袋上做记号，并记住球箱4个角的奖球号码，以操纵大奖的办法。这就是“彩世塔”的“四角定位法”。在这次发行过程中，“彩世塔”用这个办法摸回200万元大奖奖金。
此后，“彩世塔”在各地的作弊行为均使用“四角定位法”。而“彩世塔”为何能够频频得手呢？侯树辰认为，原因是“彩世塔”公司参与了封装奖袋、悬挂奖袋等全部过程。侯是“彩世塔”公司司机，也多次参与了公司的作弊行为。
“无论是封奖袋，还是挂奖袋，大奖始终在公司的控制之中。”侯树辰说。侯称，大奖袋、信封、大奖说明书、奖球、奖球箱等等，都是“彩世塔”
委托他人制作的，并由公司保管，在发行彩票之前，由该公司带入封奖现场。
而“彩世塔”往往在此之前就在奖袋做上记号。封奖袋时，同时在场的有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、公证人员和“彩世塔”公司的人。一般情况下，工作人员先封小奖、中奖，最后才封大奖。因此，“彩世塔”的人或者直接将大奖装入做了记号的奖袋里，或者有意将做了记号的奖袋交给公证人员装大奖。
公证人员先把奖袋搅乱，再整理好放入奖箱中去，但是“彩世塔”的人仍然很容易把做了记号的奖袋找出来，然后放入奖箱的最下面或者最上面。
最后，由公证人员封好箱子，贴上封条，交由彩票中心保管。这些事做好后，就等彩票销售了。在正式销售前，公证人员和“彩世塔”的员工共同把奖球倒进箱子里，此时，“彩世塔”的人就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，在挂奖袋时，将做了记号的奖袋与四角的奖球号码对应。
侯树辰交代说，奖球箱的每个侧面都呈梯形，上面小，下面大，这种设计的好处是，奖球倒进去之后，四角的奖球被搅动的概率很小。奖箱是透明的，从外面很容易看到四角的奖球号码，这样方便“彩世塔”的人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。摸奖时，奖箱外面罩上红布，别人看不到里面。而奖箱的此种设计“应该是公司高层与彩票中心的人商量的”。
据记者进一步了解，“彩世塔”公司甚至参与制定彩票设奖方案。深圳福利彩票发行中心、无锡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单位与“彩世塔”签订的协议书中，均明确规定，由“彩世塔”提出的设奖方案和计划安排，经省级彩票发行中心报省级财政部门审批。
另外，“彩世塔”公司还参与制定彩票发行的程序和规则。据裴福盛供述，2002年6月1日到10日，“彩世塔”在重庆发行福利彩票，但之前，重庆方面自己设计了一个封奖方案。方案是先把中奖证明折好搅乱，然后再装进信封搅乱，最后再装入奖袋搅乱。
“我看到这方案，（如果那样）就根本无法操纵了，我们在重庆投资很大，如果不操纵大奖，我肯定亏。我就苦思冥想，要把重庆自己的方案推翻。我后来想了一套方案。”裴福盛说。
裴福盛的方案是，修改封奖程序和现场操作规则，封奖程序是“按组但有秩序地装，先装小奖，后装大奖，装好后再搅乱”，“现场操作规则，我加了一个摸奖箱，先摸球，再摘奖袋”。接下来就是引导重庆方面接受这些修改方案。通过裴的“演试、引导”，重庆方面终于接受了裴的方案。
最后，“彩世塔”在封奖时成功作弊，并摸回240万元大奖奖金。
扬州案发
中了50万元大奖的牟泽容下台后，却打的跑掉了；因为裴的威胁短信，牟有些害怕了，最后决定向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
2002年10月31日到11月7日，“彩世塔”到扬州承销体育彩票。这是“彩世塔”最后一次承销彩票发行。
2002年10月28日，裴福盛赶到扬州。次日，在扬州市体育局会议室里封奖袋，虽有公证处的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等人在场，裴福盛还是成功做了手脚。
扬州的此次发行有2个销售点，分别是扬州市体育场和仪征市体育场。1 1月1日，裴福盛负责仪征，侯树辰负责扬州。
“31日晚上，奖袋要收回来，扬州体育场是侯树辰收的，他把15万元的奖袋放在最下面，后来告诉我了。我在仪征也是将50万大奖放在最下面，并告诉了侯树辰。”裴福盛交代说。
此次作弊由李春风（裴福盛的外甥）负责买彩票和刮入围彩票，而摸奖的人是一个叫做陈丽珠的无锡女人联系的。10月30日，陈就带了2人赶到无锡，由李春风接头，并进行培训。
但这2人已经在10月31日使用了，所以裴福盛让陈重新物色人，而陈只带来一人，但大奖还剩下两个。因此，裴福盛想到了在入住某酒店时认识的从事按摩服务的仪征人牟泽容。
裴福盛称，“觉得她挺老实的，应该没问题”，因此就和她联系了。11月2日，牟到了扬州。还是由李春风接头，并对她进行了培训。
11月2日中午12点以后，裴和侯树辰联系，侯称，销售情况不好。裴因此“心里很烦，就打算出50万元大奖，刺激一下”。裴让李再培训牟，然后派了2人跟着牟一起去仪征。
11月3日，在侯树辰的操纵下，牟中了50万元大奖，当场领走了支票。
但牟下台后，却打的跑掉了。裴打电话给牟，对方不接，并关了手机。李春风曾带人找到牟泽容的家，但没有找到牟本人。
11月4日，裴给牟发了一个手机短信，内容是“请主动回来，否则后悔莫及”。裴说，目的是想吓吓她。后来，裴打通了牟的电话，而牟要求裴给10万元报酬，“否则太亏了”。但裴说最多只能给6万元，牟说那就再商量一下。此后，裴就没有再打通牟的手机，直到被抓。
而牟泽容因为裴的威胁短信有些害怕了，于是和丈夫商量该怎么办。夫妻两人翻来覆去一整夜，最后决定向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。因此导致案发。
一位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称，该案涉及的地区广泛，参与的人又是那么多，案发是必然的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
“巨人”倒塌
据知情者透露，张世鹏在庭审时称，起诉书上指控“诈骗作案20起，骗取资金5801万元”都太少了，“应当指控诈骗作案200起，骗取奖金上亿元”
至此，“彩世塔”——这个一直想做中国彩票业“巨人”的公司轰然倒塌了，而张世鹏在中国彩票市场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，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。在扬州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期间，张世鹏自称，在“守身如玉”了十几年之后，最后还是被“逼良为娼”。
据了解，中国彩票业于1987年起步，1988年后，兴起了实物设奖和“大奖组”集中销售的方式。1990年前后，全国很多企业甚至个人发行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。1991年夏天，张世鹏开始从事有奖销售活动。两年后张成为百万富翁，坐上了夏利轿车。
1993年12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颁布并实施，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被勒令禁止。1994年，张走上协助政府发行彩票的道路。
此后，张利用“大奖组”销售模式，从河北转战到河南，并在河南郑州，以2天销售彩票1000万元的成绩，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，并使河南福利彩票年销售量从1994年的5000万元，奇迹般地上升到1995年的4.2亿元，一跃成为1995年的全国之首。1996年初，张有了千万身家。
这一年，张激流勇退，退出彩票业，全家移民深圳。在深圳，张每天到股票大户室炒股，不久深感生活的乏味。一年后，张重出江湖。
1998年10月，张在广州的花都市、芳村区搞“四点联销”，5天销售900 0万元，在国内引起极大的轰动，并使芳村，这个10年共销售彩票不足400万元的区，一次销售彩票7400万元。
紧接着，张组织广州番禺“两点联销”活动，3天销售彩票1.1亿元，使中国彩票史上从此有了“亿元巨奖组”这个名词。
1999年1月，在广州天河，单点5天销售彩票9200万元，至今还是全国实物设奖单点销售记录。同一月，张在宁波无偿协助政府“两点联销，现金设奖”，2天销售彩票5000万元，被彩票业传为佳话。
就在张世鹏获得了种种“高峰体验”的同时，“大奖组”销售方式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了成功。据统计，到1999年，全国几乎80%的彩票销量是采用“实物设奖”和“大奖组”销售模式取得的。但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，奖品质次价高，坑害彩民利益。
据知情者透露，张世鹏在庭审时称，起诉书上指控“诈骗作案20起，骗取资金5801万元”都太少了。他说，他从事彩票业十几年，从有奖销售到实物设奖，至少组织了200起彩票销售活动，在这200起中，“我或多或少的都损害了彩民的利益，我隐瞒事实真相，奖品不抵设奖价格”，因此“应当指控诈骗作案200起，骗取奖金上亿元”。
由此可见，中国彩票业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，而早期的彩票承销商正是利用了彩票发行制度的不完善，“合法”地赚取了大量利润。
2000年4月1日，财政部终于下发文件取消彩票实物设奖，实行现金设奖。
实物设奖方式的取消，尤其是电脑彩票的开通，即开型彩票唱主角的局面逐渐让位给电脑彩票。2001年全国即开型彩票的总销售额不足10亿元，而全国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额仅占体育彩票总销售额的5%左右。
即开型彩票似乎到了穷途末路。
“亏本”生意
调查发现，如果不计算大奖收入，“彩世塔”从深圳开始到扬州案发，累计亏损1500万元左右
而另一个对彩票承销商“雪上加霜”的打击是：2002年国家规定即开型彩票发行成本从原来的20%降为15%，从此，发行彩票有了“亏本”的现象。
按照最初的规定，企业不能参与彩票的发行，只能由国家的各级彩票发行中心发行。福利彩票直到2001年才允许有关公司参与协助销售，体育彩票则至今尚未允许企业参与。而各级彩票发行中心虽然属于事业单位，但实行企业化的管理，自收自支。
“事实上，很少有体育局或者是政府机构自己发行，一般都是默认承包商来发行。有的甚至是采用承包、转包、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销售，不管卖多卖少，彩票中心到时候只管提成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所有的风险就都推到了承销商身上。”扬州福利彩票中心主任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业内人士透露，其实自有彩票开始就是如此，只不过最初十年，公司都处于“地下”而已。正因为如此，张世鹏在庭审时指出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才越做越业余，公司的业余人才越做越专业，这都是中国现存的体制所造成的。
由此可见，省市彩票发行中心蜕变为类似于彩票“批发商”的角色，不同之处是，这个“批发商”不花一分钱成本，却可以获得利润，因为他们手中垄断着资源，掌握着彩票承销商的生杀大权。
2002年8月9日到14日，“彩世塔”在甘肃兰州市销售福利彩票，并于8月16日到18日，在甘肃白银市销售福利彩票。“彩世塔”在这两次销售活动中，通过作弊，共摸中55万元大奖奖金，但最后还是亏损15万元。
“西北的彩票市场很差，谁也不愿意去做，我们都劝张世鹏不要去。但张世鹏说，民政部下属的彩票管理中心已经说过，要我们公司到甘肃发行，说以后有好的市场会叫我们去做。所以，张世鹏说，亏钱也要做，要不然福彩中心不会给好市场给我们做。”裴福盛说。
根据规定，彩票发行的50%用于返奖，35%为公益金，15%为发行费用。
扣除3%的印刷费，还剩下12%，而省市两级彩票中心各留1%.这样承销商一般可得彩票销售额的8%到10%，有的更低，然而，必须承担彩票发行的所有费用和经济风险。
2001年12月23日，“彩世塔”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合同，约定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举办广州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，由“彩世塔”承销发行彩票。“彩世塔”承担整个彩票销售活动的经济风险。
这份合同对发行费有一个详细的预计，内容如下：
1、广告宣传费：5%（预计300万元，包括报纸、电视和户外宣传单等）。
2、场地费：1.5%（预计90万元，包括场地使用、搭建及布置）。
3、协调费：1.5%，其中1%给各民政局及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务费，0. 5%为现场工作人员的补助（公安、公证、保安、银行，以及现场其他人员）
4、销售人员费用：2%.如果严格按照这个预算来实施，承销商将没有一分钱可赚，与此同时，还要“承担发行失败和奖金出偏的经济风险”，而福彩中心无论如何却可以“享受1%发行费收益”。
再以深圳为例，看看15%的发行费是如何分解的。2001年11月26日，深圳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与“彩世塔”签订“协议书”，委托“彩世塔”于当年12月1日到9日，发行1亿元福利彩票。
协议书规定，甲方（指福彩中心）按实际销售额的10%支付给乙方（指“彩世塔”），但有“1%作为销售场地所在区政府工作人员的补贴”，因此，“彩世塔”还可得9%.但协议还约定，乙方用于本活动的所有经费不得少于这个数字的70%.也就是说，如果“彩世塔”严格执行协议，他的利润就是彩票销售额的9%之中的30%.深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却可以稳得彩票销售额的1%，同时乙方将计划销售总额的“4%”预付给甲方，用于彩票的领取、调运、仓储场地租赁等。
记者查阅“彩世塔”与各地彩票发行中心签订的销售合同时发现，还有存在各种费用均由“彩世塔”包干的现象，即不管销售情况如何，“彩世塔”的投入是一定的。如2002年10月22日，无锡市体育彩票发行中心与“彩世塔”
签订《彩票销售合同》。合同明确，乙方（指彩世塔）“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包干经费人民币三十五万元整。主要包干项目：场租费、公安治安费、环卫费、公证费、城管管理费、工作人员午餐费、饮水费和劳务费等”。“甲方负责在销售活动结束一周内，按实销金总额2000万元以内的8%，2000万以上按7. 5%支付给乙方”。
裴福盛交代在上海作弊的原因时说：“上海的发行费为8%，我怕亏损，就考虑操纵大奖，张世鹏也同意了。”
张世鹏在庭审时也称，即开型彩票在当时彩票业的特殊时期，如果不采取违规操作的方法，大多数公司是绝对不会做的，因为公司都以营利为目的。
调查发现，如果不计算大奖收入，“彩世塔”从深圳开始到扬州案发，累计亏损1500万元左右。其中兰州、白银两地亏损15万元左右，绍兴亏损近200万元。
2002年，“彩世塔”在南京承销彩票时，因为销售太差而没有操作大奖，“如果我们自己再把大奖弄回来，等于自己拿自己的钱，还要交20%的税收”。
作弊之路
“彩世塔案”的办案检察官认为，“彩世塔”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，主要是彩票发行部门对彩票销售怠于监管，甚至放任自流
在即开型彩票正处于低迷之际，2000年6月，张世鹏重新组建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注册资金1000万元，张世鹏持股80%，裴秀萍、张士东（张世鹏的胞弟）各持股10%，据知情人透露，实际出资人是张世鹏和裴秀萍夫妇。张在庭审时称，当时公司拥有的资金约为三四千万元。
那时，“彩世塔”的办公地点在深圳著名的地王大厦51层，张在这里开始招兵买马，想在即开型彩票萎靡之时，探索“网点销售，电视开奖”的模式。其实，早在1996年，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就在青岛和广西进行试点，但均告失败。1998年，该模式在上海试点成功，于是1999年4月，在全国进行推广，但都以失败而告终，最后连上海也无法维持下去。
2000年8月，“彩世塔”也难逃厄运，兵败青岛，亏损300万元。“彩世塔”不屈不挠，于2000年10月，在浙江继续探索这种模式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致使“彩世塔”很快陷入困境，42天的时间亏损近2000万元之巨。
为了补充“元气”，“彩世塔”最终走上了作弊之路。另据张世鹏透露，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办期间，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和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主任一行5人专程赶到深圳，找张商谈，想让“彩世塔”买断浙江电脑福利彩票的系统、设备和8年经营权，价格为3500万元。
张世鹏称，而那时“彩世塔”只有千万元的现金流，而8年经营权的吸引更加剧了“彩世塔”的作弊行径。
“彩世塔案”的办案检察官认为，“彩世塔”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，主要是彩票发行部门对彩票销售殆于监管，甚至放任自流，为承销商操纵开奖、欺诈彩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；另外，彩票销售现场虽有公证机关临场监督，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。
“但是彩票发行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，法律未作规定。”一位办案检察官说。
罪名之争
在庭审期间，15名被告的辩护人都一致认为，“彩世塔”的行为属于行业舞弊；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15人构成非法经营罪
2003年9月24日，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就“彩世塔案”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在起诉书中，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，张世鹏、裴秀萍、裴福盛等人的行为，均已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应当以“诈骗罪”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。而被告人张世鹏、裴秀萍、裴福盛在“共同犯罪中”起主要作用，是主犯，其他12名被告是从犯。
但张世鹏的辩护人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认为，张世鹏等人的行为属于“彩世塔”公司行为，而非自然人之间的共同行为。
因为作出摸回大奖决定的是“彩世塔”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等人，带有明显的公司意志，摸中的奖金都用于公司继续发行彩票。而这属于典型的单位行为。
田文昌称，“彩世塔”操纵大奖的行为也不具有普通诈骗罪的特征。诈骗罪的基本特征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使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，而这种行为方式则又决定了被害对象也是明确和特定的。但“彩世塔”的发行彩票活动是真实的，彩票是由国家发行的，“彩世塔”公司依法设立，其承销彩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协议。该公司在销售彩票过程中，并没有提供虚假信息，各种级别的奖金也都是真实存在的。
另外，该案中的侵犯对象是入围彩民的中奖机会，这个对象是不确定的，所以也不合诈骗罪的特征。
在庭审期间，15名被告的辩护人都一致认为，“彩世塔”的行为属行业舞弊，因为，“彩世塔”没有提供虚假信息，只是在交易中，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非法利益，其行为侵犯的是行业规则和“市场经济秩序”，所以“应当依据彩票管理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的处罚”。
而裴秀萍的辩护人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天槐表示，彩票发行在我国尚属新兴行业，到目前为止，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，这种现状对于规范和处罚该行业中的违法、违规行为造成一定困难。
“民政部、体育总局和财政部的行政规章，对于参与彩票零售、代销业务的企业资质没有严格规定，对于企业与彩票中心合作或协作的方式，企业参与的阶段没有禁止性规定。因此，各地彩票中心与‘彩世塔’签订的协议中，均没有禁止该公司参与奖袋封装程序和现场操作，因此，‘彩世塔’有关人员参与了封装奖袋、悬挂奖袋、现场操作的全部过程。”王天槐说。
王天槐称，“彩世塔”的行为正是利用了规范和管理上的盲区，“简单地说是钻了法律和管理的空子”。
王最后认为，“彩世塔”确实违反了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，应当受到惩罚，但是，在刑法尚未对彩票犯罪作专门规定的情况下，和罪行法定的原则，其行为不应当视为“犯罪行为”，应当宣布“裴秀萍无罪”。
2004年3月25日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。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显然采纳了辩护人的两点意见，即判定“彩世塔”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；作弊行为不是自然人之间的共同犯罪，而是单位行为。
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票的立法，但国务院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强调，“对违反规定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”，同时，经国务院授权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财政部、民政部、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定。“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”。而“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，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法经营手段，从中非法牟利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。
因此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15人构成非法经营罪。但被告人认为，彩票只能由国家发行，“彩世塔”只是协助发行，而且在承销之前，双方签订严格的合同。所以“彩世塔”的行为不是“非法经营”。
所有被告均不服上述判决，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一审判决之前，就此案已经征求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，而且，西安“宝马案”也给“彩世塔案”带来一定的影响，因此，改判的可能性不大。
南方都市报
作弊骗彩5806万 揭开深圳“彩世塔”倒下之谜
翟二喜